叶水涛:“改革夭折,局长辞职”,到底是一场惨烈悲剧,还是一场滑稽喜剧?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-10-14 11:55: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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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水涛

“校长principal”特约专家

 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

        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,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,《语文世界·教师之窗》主编,《写作》副主编。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,主编《教育学》、《心理学》、《写作》、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》、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》等教材和著作,专著有《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》、《语文世界探索者》等,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。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、教育流派,及名师名校研究。


“改革夭折,局长辞职”,到底是一场惨烈悲剧,

还是一场滑稽喜剧?

        一封辞职信,在网络不断发酵。一位教育局长,。理想、情怀、改革是他炫目的光环;执着、孤独、失败是他悲壮的命运。鲁迅先生说:“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,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”。


       于这位局长而言,他在权力范围内所上演的,到底是一场惨烈的悲剧,还是一场滑稽的喜剧?

        这是一个传奇。从简历看,这位局长没有教过书,没有当过校长,也没有在教育部门工作过,由乡镇干部升任教育局主持全面工作。他2013年上任,2014年移植并全面推行河南西峡县“三疑三探教学模式”。2016 年,因有校长、教师和家长激烈反对,乃至酿成请愿抗议,此项改革被县委县政府叫停。该局长慷慨陈词——辞职。一个完全的教育外行。短短两年,依靠权力+偏激+念念有词的教育信条。于是,华丽转身为悲情的改革家、有良知的教育家,蹿红网络。作为一个传奇故事,一道文化景观,它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与时代意蕴呢?

        该局长感叹道,在教改路上“孤军深入,既无援兵,又无粮草,知己甚少”。孤家寡人一个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你说伤心不伤心?“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”。局长上任,面对昏天黑地的应试教育一片。他要力挽狂澜、拨乱反正,重开混沌之天。据说流年不利,“看客”太多,又有宵小之徒作祟,“三疑三探”似乎水土不服,未能如愿大放光芒。于是,改革夭折,局长辞职,当地教育重新回归应试教育之黑暗。你说可惜不可惜?然而,却催生了一位“教育改革家”。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        马克思说,每个人都在既定的历史下创造历史。局长者主政一方,理应致力于宏观规划、统筹协调、顶层设计,知人而善任。、用干部”,所谓“事在四方,。此乃职责之所在,也是领导的艺术。现有教育局长一枚,要代校长当家,要代教师做主,在全县学校,无论小学初中高中,无论何种学科,一律采用他外地搬来的“三疑三探”教学模式。如此“改革”,是否有点草率,有点越俎代庖?局长者,诚然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,更应借鉴外地的教育经验。但以自己有限的见闻,偏执于某种教学模式的神话,以权力强行全面推广,一县一模式。这是改革的理性抑或权力的僭越?中国足协是否可以发文规定,国内每支足球队一律采用阿根廷或德国的踢球模式?

        该局长之所以自恋地感到悲壮,之所以受到许多“有识之士”的力挺,是因为他“改革”,因为他挑战“应试教育”。至于什么是改革,改的是什么,怎么改的,反倒不重要。将改革的失败归咎于“应试教育”的顽固或反对者的阴谋,这比较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,但缺少鞭辟入里、切己体察的深刻,缺少直面人生的理性和刻骨铭心的反思。教育的要旨在立德树人,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”,具体的教学模式则可以多种多样,并无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。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、因人而异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,而不是恪守某种模式,指望毕其功于一役。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这是教育民主、学术繁荣的标志;、定于一尊,这是教育专制、学术衰败的迹象。“三疑三探”一统江湖,大树之下寸草不生,这是理想的教育生态吗?并非这种模式一无是处,但就此一家,别无分店,似乎不妥。起码,缺乏校长教师的认同、理解和积极参与,激进地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,殊为不当。

        教育局长,尤其是一位对教育相当陌生的教育局长,走马上任,宜乎学一学孔夫子。“子入太庙百事问”,虚心地向同事请教,向校长、教师请教,多听听民众的诉求,而不是执着于书本的教条。:“要向一切内行的人请教,恭恭敬敬地学,老老实实地学”。局长倘能认真发现培育、总结提炼当地校长、教师的成功经验,并不断“有所发现,有所发明,有所创造,有所前进”;局长倘能简政放权,让校长自主办学,让教师在教学中自主研究、自我实现——广大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,而且是课程的创造者;局长者倘能集思广益、从善如流,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,又何至于成为孤家寡人呢?

        无可奈何花落去,缘于社会角色的错位。一位拜伦式的英雄?高傲的反抗者,孤独的失败者。好像不是。全智全能的上帝代表光明与拯救,这位局长代表着真理与正义。有如上帝的降临,使命是拯救迷途的羔羊——拯救陷于应试教育的师生。以土豪式的任性——我的地盘,我作主,武断地让所有的本地和尚一律念外来的经、统一的经。霸王别姬,自刎乌江,留下一句话,“天亡我也,非战之罪”。司马迁笑话他执迷不悟。局长辞职,留下一封信,字里行间,流淌着自命不凡的哀情表白。藐视上级,轻慢同事,抱怨校长,指责家长,絮絮叨叨,似乎献身于理想情怀,却牺牲于阴谋诡计。局长自我比附为流血的夏瑜,这未免有点荒唐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但确乎很难。

        平心而论,该局长并非颟顸的官僚,也非狡诈的政客,他有一份天真的善良,有教育改革的理想情怀,并能身体力行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但他对教育缺乏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,对改革的艰难估计不足,也缺少循序渐进、一步一个脚印的耐心。他以为凭一知半解的理论与一厢情愿的偏执,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“课改可以叫停,教育创新图变的发展趋势任何人也不能阻挡”“不要让未来的改革者流血又流泪”。这种文青式的煽情之词,居然收获一片赞扬之声。“杀君马者道傍儿”,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时的感慨之语,意味深长。

        教育改革有丰富的内涵,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,需要精心设计、谨慎实施,并不断在反思中调整。教育改革是全社会——主体是校长教师——共同参与的事业,并非教育局长个人的专利。教育改革是任重道远的实践,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幻想。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家庭的期望,决不能傲慢地以家长不懂教育为借口,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。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学生,这些成长中的生命,他们不是实验用的小白鼠。生命成长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很难补救,教育改革的实验务必慎之又慎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,教学过程是师生对话互动的过程,教育改革必须奠基于教师与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,从而让学生能有效地投身于有价值的探究活动,而不是形式上的探究。所有带有的、指令性的改革,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违背了教育规律。

        所谓“方向对头”,所谓“必然趋势”,所谓“理想”,这种偏执的自负适足误人误己。王明式城市中心的革命理论,照搬苏联模式,结果呢?波尔布特何尝没有革命理想,但在其“理想”的折腾下,金边几成人间地狱。他们的错误似乎不在“方向”“趋势”“理想”,而在路径与策略。: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,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,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”教育改革当然是“必然趋势”,但简单化、幻想化、运动化不是“必然趋势”,“三疑三探”更不是唯一选择,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与探究式学习并不截然对立,“讲解——接受”的教学模式也非一无是处。痴迷于某种教学模式,并将区域教育改革聚焦于某种教学模式的推广。实在看不出,这位教育局长的“理想”中包含有什么理论智慧与创新实践。

        教育改革当然需要理论指导,但理论不是良好的愿望,不是念念有词的几句格言,理论必须彻底。陶行知在旧中国的教育改革,并无权力依傍,但追随者不在少数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,十年前由苏州的三四所学校发起,现在全国有3000多所学校积极参与,这是基于权力吗?马克思说,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心。离开权力的魔杖便“流血又流泪”,只能说明理想的苍白、理论的肤浅。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更何况,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国家意志,是大政方针,大势所趋、波澜壮阔、蔚为奇观。此情此景,居然有一位教育局长不伦不类地将自己比附为晚清时代的革命志士,这是何等的不恰当!改革并非没有阻力,但这种比附很荒唐。

        改革不是简单化地破坏一个旧世界,改革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,改革不是折腾,改革不是权力的任性。教育局长诚然有权力。:“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?是人民给的。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。每句话,每个行动,每项政策,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,如果有了错误,则定要改正,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”。因为局长是在搞“改革”,所有的人便只能拥戴,不能反对,上级部门更不能干预。倘有反对,便是阴谋,便是不懂教育,便是反对改革。这是什么逻辑?一项所谓的教育“改革”,作为权力意志的体现,而非校长教师主动自觉的选择,完全靠行政权力保驾护航而强制推行,却口口声声反对行政干预,这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。

        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,身为局长当多一点形而上的思考,不能满足、逗留于形而下的仿效。“观千剑而后识器”,即便仿效,也得多作比较,有所借鉴,有所改进,为我所用。学校不是官僚机构,不是公司,不是军营,不能以指令——执行的方式管理。学校是以知识技能为媒介,师生在人格互塑中创生新文化,并生成各自生命意义的学习共同体。网上看到上海市杨浦区邵局长的工作报告,对照这封辞职信,良多感慨。奉劝这位局长认真读一读。恩格斯说,人们来到这个世界,并没有带来镜子,都是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。见贤思齐、长善救失,行乎其当行、止乎其当止;才有望从怨艾中走出,从“教育改革家”的喝彩声中走出。孔子曰:“求仁得仁又何怨”,既慷慨辞职,便无怨无悔。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能风雨兼程。

        明清易代之际的伟大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: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着眼点在责任而非职位。清末国学大师章士钊曾指出,中国人有一种动欲为圣贤的文化心态。他说:“中国人之圣贤,动欲为圣贤、为王者、为天吏、作君、作师、不肯自降其身,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,尽我一分子之义。”从这个角度看,在当下官本位的世俗文化的环境里,这位局长能坚守自己的信念,能自降其身,追求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,的确值得敬佩。在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中,圣贤为理想人格,难以企及;君子为众趋人格,可以修为。君子者能待人以恕、严于责己,有救国济民的情怀,有历史与道德的责任感。孔子云: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又说: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道远”。

本期撰文:叶水涛

执行总编辑:刘炜

副总编辑:刘永洁  王清

美术总监:王雪

编辑:潘书朋  宁方莉

排版设计:王雪 刘菲

信息来源:校长Principa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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